步入中年，青春年少的岁月虽已越离越远，但那些嵌在脑海里的花季雨季的印痕，却总会时不时地在眼前浮现，几十年光阴里的反复重现与打磨,使它的色彩更为绚丽，也愈加清晰。随意翻开青涩日记里的一页，抚摸那些久远的印记，会发觉上面刻满着激情与希冀、纯真与无邪、快乐与烦恼，还有轻狂与无畏。

记得一九七五年五月我高中毕业，独自一人下乡插队到了眉县金渠公社河底大队知青农场。比早我几天来的一帮子同属一个单位的子弟中有几个看上去比较横的男知青，欺我孤身一人、势单力薄，便挤过来无缘无故地找茬挑衅。见我长得比较壮实，眼中瞟过一丝“不服儿”的神情，便提出要和我比试一下（那时青少年很时兴摔跤或习拳练武）。起初我想，咱刚一来就和人家打架，名声传出去影响不好，就口气比较温和说了几句，想和他们握手言和算啦。可那几个家伙见我口气不硬，以为捡了个软柿子，更加蹬鼻子上脸，不依不饶围住我，摆出一副不决出雌雄不罢手的架势。我知道是“秀才遇上兵了”，说理也是对牛弹琴---白搭，看阵势，躲是躲不过去了。我猛然想起临下乡前几个插队多年的老知青给我的忠告：在农村，没事别挑事儿、遇事别怕事儿。于是，就咬咬牙提了提气，给自己壮了壮胆，啥话没说，站起身顺手一把拉过身边放着的一个重约40多斤的架子车下盘（轱辘），握杆弯腰手腕向外猛一翻，一用劲把下盘举过了头顶，连举了二十几下，把那几个找茬的给看傻了，有不服的上来也举，结果不是举不起就是举不了三两下，我一下把他们全给“镇住”了。这帮知青对我的态度也立马三百六十度急转，又是让床位又是帮着收拾安顿，还有的给我发烟，我那一刻简直就像个英雄。

还有不服气的要和我切磋“练一下”功夫，几天后传话下了“战书”，约我天黑后到大队干部看不见的麦场草垛子后面比试摔跤，三打二胜，输家往后要俯首称臣。我心想，要是我今天过不了这一关，今后在农场里就站不住脚了，不得已就应了挑战。

当晚，我换上当时在知青中流行穿的一身标准知青“行头”，其实也就是白力士鞋、黄军帽，腰里扎了一根绳，然后只身一人去了约好的地方。到哪儿就上来两三个“练家子”一一与我过招，我扎出一副久经沙场很老道的“练家子”架势，装模作样地运气、拔筋、走场子，瞅准时机，使了上高中时跟高年级几个摔跤高手所学的“大背”、“穿管”和“蹩子”几个招式，没想到那几个知青都是学艺不精的“野路路”，没想到自我学了摔跤后的第一次出手就大获全胜，与我过招的几个知青全都败在了手下，我心中不由得一阵窃喜。从此，我们知青点二三十号男知青里再也没人和我叫板了，我很快就融进了这个集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打那以后，我也开始慢慢变得横起来了，对老先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最原始的生存法则悟出了点儿道道，才明白他老人家为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当时还自鸣得意地总结出一个现在看来很荒诞可笑，但在那个“读书无用”占上风的年月却很管用也很实用的道理：在农村，压根就没人和你比文化比知识，你只要有了发达的“块儿”和硬功夫，那就有了立足社会的护身符，就没人敢随意找茬欺负你。  

树大招风。我在知青点举架子车下盘和摔跤这事儿，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大队六个生产队的知青点甚至周边的几个村，经过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变成了我很能“打”，时不时有其他知青点的“老插”、“新插”们“窜队”来我们知青点找我“切磋”。

人大多在年少的时候都很轻狂还有些叛逆，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老成持重的没几个。我如此，想必多数人也如此。

下乡没多久，县里决定要把我们农场建成标杆示范知青点。

那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高潮期，知情上山下乡工作开始推广株洲“厂社挂钩”的经验，就是对接纳本单位下放知青的生产队由子弟所在单位实行对口扶持，对知青则按照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教育”的要求建立知青农场，实行统一集中管理模式，不再插队落户到各个生产小队。

为此，我们大队革委会、党支部与对口扶持单位专门研究成立了知青农场“三结合”领导小组。所谓“三结合”就是其成员由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一个知青管理机构，由大队贫协主席和两名大队干部作为贫下中农代表，负责对我们进行“再教育”、传授农业常识与农活技术，子弟单位则派出一位抗美援朝跨过江的老革命做带队干部并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具体负责管理知青的日常生活学习，还有就是要推选一名知青代表。

知青代表进入“领导小组”可不是个小事，不仅要求政治上坚定可靠，还要是各方面的典型，能吃苦耐劳，有威信。大队党支部研究来研究去最后选定了我。

选中我的理由是：在学校是班干部，高一就入了团，又是干部子弟，“根红苗壮”政治上可靠，没问题。其实这第一条，我知道是大队干部肚子里有“小九九”，他们知道我们知青点是市委领导抓的联系点，而我妈恰好在市委知青办，将来可以对大队和知青点多给与关照，象批个化肥、尿素、农机具啥的，可以近水楼台；再加上我老爸当时在冯家山水库工程指挥部里当领导，队干部听说水库快建完了，有好多农机具要淘汰处理，到时候我可以派上用场，走走后门照顾一下我们大队。

第二条说我有点“文化水平”。这话是带队干部向大队说的，缘由起自知青点每月逢五就组织一次的集中学习。那天集中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节选本，也就是“语录”。不过外文翻译过来的书一般语法都比较生涩绕口，再加上外国人名又多，带队干部文化不高，就叫我们自己念，结果好多同学都念不下来，带队干部就叫我念。好在我上学时看的书多，语文底子也不错，朗读更没问题，接过书就大声读起来，并且读的阴阳顿挫有板有眼，一点磕绊都没有，在座的其他知青们只有听的份儿。我一读完，带队干部如获至宝，笑眯嘻嘻地问我，你能说说这篇文章的大意吗？那时我才十六岁多还不到十七，哪懂马克思老祖宗那些高深的理论，真的一点都不懂。但凭着以前阅读的经验和肚子里装的那点墨水儿，就壮着胆连猜带蒙说了一通，居然蒙的八九不离十。这下可把带队干部乐坏了，除大加赞扬外，还把他苦大仇深、小时念不起学的家史痛说了一回，忆苦思甜之后，又拿我为例把其他知青们批评了一通，说“你们都不好好学习，连个文章都念不下来，还叫啥知识青年？”当天学习结束时就提名把我选成了知青农场团支部书记，接着把这事汇报给了大队，希望重点培养。过后不久，在大队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知道了这事，就直接找我谈话，把我又选进了公社“基本路线教育宣讲团”。我是团支书又是宣讲团成员，进“三结合”领导小组自然顺理成章。

还有一条，说我有力气、能吃苦，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当然这是桌面上说的“光堂话”，实际上除了是说我举架子车下盘那件事外，还有就是我的另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在给我们农场盖知青宿舍楼时，因没有起重设备，盖到二楼砖墙时，人工往上抬砖已很费力，进度也跟不上瓦工匠人。有人就仿照扬场用的木锨做了一个比砖略宽的直板木铲，把砖放在上面，背朝着楼上接砖的人，挥动木锨向楼上抛砖，到最高点砖开始下落时接的人稳稳把砖夹在手中。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的，有一定的危险性，抛不好把砖甩出去，要么砸到其他干活的人要么砸了自己，既要有力气还要有巧劲，力道要根据接砖人站的位置和高低来掌握，不偏不倚，还要速度快，能供得上三四个瓦匠砌砖。村上施工的人中没几个能弄得了，知青就更不用说了，好些人试了试都直摇头说弄不了。我当时出于好玩，也有点不信邪，脑子一热就上去试了试，结果一口气抛上去200多块砖。也许是我上学时长期爱好运动的原因，身体的协调性比较好，那抛砖的动作、那姿势和一块块红砖飞上天去划出的优美弧线把在场的知青哥们儿妹们儿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眼里全是“羡慕嫉妒恨”。就连砌砖的几个匠人都啧啧称赞说“雄娃，真不错！”后面队长就叫我专门干这个活了。其实这活一点也不轻松，每天下来两个胳膊酸疼不说，肿的连端碗都直发抖，晚上睡下钻心疼，但逞强好胜的倔强心理逼着自己咬牙硬挺着坚持了下来，没有退缩。

还有一件事，就是夏收过后要给我们新知青评定工分时，管农业的场长提出一个十分苛刻的评分标准。他粗壮的手叉在结实的腰上，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神气十足的样子站在麦场中间，郑重其事却又一脸坏笑，以嘲弄的口气指着装满麦子的一溜桩子口袋对我们说，今儿谁能扛起桩子再踩着搭在粮仓挡板沿上一尺来宽的木踏板上去，把麦子倒进粮仓，就是一天九分五的工分！想想看，我们都是从城里才到农村来的十六七岁的娃娃，谁干过这么大力气的活儿？装了一百二十几斤重麦子的口袋立在那，几乎和我们的身高、体重差不多，分明是这家伙有意想戏耍我们，也有点给我们使“杀威棒”下马威的意味。大家望着与身高差不多的桩子口袋，谁也敢不吱声，心里都恨恨的，只想把这个家伙打倒在地，但又明知“人在矮檐下”奈何不了人家啥，只好把唾沫往下咽。

当时农村是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统分制，虽是按劳取酬但同工并不同酬，一个精壮男劳力每个劳动日计十分工，大部分男知青都是七到九分工，女知青与大部分农村妇女都是六七分工，年中和年底两次分红时折算成等价的口粮和现金，许多知青干了一年，到分红时挣的工分折算后不仅拿不回养活自己的全年口粮还要从家里倒贴现金补上差额或者赊欠，被称为“倒灌”。在农村如果能扛起120多斤的粮桩子口袋，那是一个全劳力的基本标准。说实话，九分五的工分，就是村里前面来的“老插”知青们也没几个拿到这么高的工分，谁能拿上那可就是知青里最高的工分了，实在诱人的心里发痒。我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对这个十分苛刻的评工分的条件也气不过，就发了个狠，按现在的话说叫“发飙”，按农村土话说就是耍了个“二杆子”、“发争（音zēng）哩”。走上前照着村上青壮汉子“窝桩子”的样儿，拉开架势，把口袋上面两个角对折成三角，再把顶角部向内一扣，左手抓住袋口的扣窝，右膝将装满麦子的桩子口袋中间顶成弯曲状，往脊背上一靠，右手托着袋底，憋气鼓劲咬牙，腰部一发力，硬是把桩子口袋架上了肩，在一片叫好声中硬撑着不叫双腿发颤，一步步慢慢走上踏板，把麦子倒进了粮仓，我真的拿到了“九分五”，别提多荣耀了。那时我刚十七，就拿到了知青中的最高工分，我记得很清楚，年底分红时我拿回了全部口粮，还分了47元现金，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呢，第二年又用挣的120元买了一块蝴蝶手表。那是一种劳动价值的体现也是一种生存能力的自证，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的价值和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愉悦，走到哪儿都挺胸抬头，觉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也就是凭这，一举奠定了我在知青们中的地位，从此也有了可以代表知青的“话语权”，当然的成了他们的“代表”。

说实话，在知青农场插队两年我学会了不少农活，真吃了不少那个年龄不该吃的苦和不该受的罪，也干过一些很莽撞冲动的事，但却学会了忍耐坚韧和自强自立，懂了只有播种和辛勤耕作并不一定就有好收成，还要老天爷眷顾才行，懂了没有啥好事是可以唾手可得的。现在再回想那些迷乱年代里的荒唐事，会觉得有点滑稽，会不由得为自己年少时的轻狂自负暗暗发笑。

 一晃，现在五十多了，当年的英姿勃发已成过眼烟云。在感慨岁月荏苒“廉颇老矣”时，环顾身边来来往往衣着发式很酷很潮、入时靓丽的少男少女，心里不免有点失落和怅然，但在相形见绌之后又有点满足。心想：正奔跑在路上的花季少年，不管在那个年代都是一样有激情和憧憬，有叛逆和勇敢，都在蘸着不同的色彩写着属于他们的青春日记，我们过来人就不要以苛求的眼光、完美的标准去指责他们的轻狂或者无知，因为他们还年轻。  

 是人就不可能完美，我们也不完美，而且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还是去祝福他们吧，希望他们比我们过得真实、快乐和幸福！有一天他们也会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会用同我们现在一样的眼光去看下一代人的。

世界本就该是这个样子！